一幅清内府珍藏的西方地图
1698年，供职清廷，为康熙帝讲授数学、天文等课程的法国籍传教士，“国王数学家”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自巴黎返华，并带回了图籍、科学仪器等来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巴黎最新刊印的世界图及大洲图，其中一幅《亚西亚洲图》格外引人注意。
清宫本《亚西亚洲图》（局部），原图藏于中国之一历史档案馆
为便于康熙帝阅读，图中以法文标记的图说被译为汉文，重要地名、山川河流、国名及与清廷关系尤为重大的“祖宗之地”等以黄签贴注汉译，详加阐述。康熙帝阅后，原图被留存于内府，后几经辗转，现藏于中国之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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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亚洲图》完成于1696年。图的四周，遵循当时欧洲绘图的传统，绘有大量插画，并注文介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种、文化习俗、物产等内容。
该图所绘内容集中展示了当时法国乃至欧洲对世界地理的认知情况。有关东亚的绘法及内容，表明当时正致力于全球扩张的法国对东方世界尤其海路相关信息的关注与熟识。同时也反映了居留中国的传教士群体，尤其是受路易十四委派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他们传回欧洲的信息迅速地转化为公共知识，为制图学界所接受，并很快体现在地图中。
《亚西亚洲图》的作者
《亚西亚洲图》标注的绘制者为Par N.de Fer Geographe de MONSEIGNEUR LE DAUPHIN，即尼古拉・德・佛尔（Nicolas de Fer，1647?―1720年），他的父亲Antoine de Fer也是一名制图师。德・佛尔自小接受地图绘制训练，12岁时作为学徒追随Louis Spirinx学习铜版雕刻，23岁时完成个人之一幅“记名”地图作品――C *** du Midi。
法国制图师尼古拉・德・佛尔画像
彼时的巴黎，“沙龙文化”盛行，宫廷与贵族赞助启蒙学者、艺术家成为风尚，地理学者、著名制图师也是这种风尚的受益者，德・佛尔也不例外。他凭借着雕版、制图的特长，为国王与宫廷服务。
1689年，法国在向东部莱茵河地区扩张其所谓“自然疆界”的过程中，德・佛尔以一幅Franche-Comté（《弗朗什―孔泰地区图》），将“军事征服的荣耀归于波旁王朝”的意思呈现在地图上。这种以地图的形式表现国王及国家意志的“效忠行为”，令德・佛尔得到了丰厚回报，也赢得了王太子的庇护。1690年，德・佛尔获封Géographe du grand Dauphin（王太子地理学家）。不久，他又为安茹公爵（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服务。
1711年始，德・佛尔成为同时服务于法国、西班牙两个宫廷的皇家制图师。1720年，他获得Géographe ordinaire de sa Majesté Catholique（西班牙国王御用地理学家）头衔。
德・佛尔作为职业制图师和皇家御用地理学家，除了那幅被赠送给康熙帝的《亚西亚洲图》外，还绘制了大量涉及凡尔赛宫廷、巴黎城市与规划、法国全境、包括北美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法国海外领地以及欧洲、非洲、美洲等相关的地图，这些地图充分宣示了法国的主张与存在。此外，他绘制的一幅表现哥白尼“日心说”的太阳系图，堪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制图技术的代表”。
地图的交流
自17世纪中叶起至整个18世纪，欧洲的地图绘制中心由荷兰转移到法国，巴黎的制图业“从仿制荷兰作品到为荷兰而生产”。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表达形式，正从装饰性的艺术作品向真实性的科学成果转变。
然而，这一转变在18世纪早期尚未彻底完成。彼时的地图依旧留存了传统装饰的痕迹，同时受制于当时地理认识的局限，图中充斥着真实与想象的杂糅。但这并不妨碍兼具直观与实用特性的地图成为统治者关注的焦点。德・佛尔所处的时代，正是路易十四统治盛期，法国将测绘、制图、印刷以及传播这些体现国王意志偏好的地图作为宣示国王及法国荣耀的重要载体而大力鼓励。
1685年，路易十四钦定以天文观测见长的耶稣会士洪若（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年）为会长，与白晋、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年）、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年）、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1655―1728年）、塔夏尔（Guy Tachard，1648―1712年）共六人组成传教士使团，以“国王数学家”之名前往中国。路易十四在他们临行前下达的敕令中有如下内容，译文为：
圣恩浩荡，王威至尊。兹特授N神父（具名）圣职并证明，朕亲署此敕书，特授我们的数学家圣职并证明之。朕愿其能以此身份赴印度和中国，进行一切必要的观测，以完善和探索文艺与科学，以及地理的精确度，确保航海愈加安全可靠。
这些被派往远东的传教士肩负着为巴黎科学院提供测绘资料的任务，而像德・佛尔这样活跃于巴黎的皇家制图师更是被寄予厚望。路易十四宫廷中的皇家制图师，娴熟地运用当时更先进的测绘技术与成果，不断绘制出反映国家意志和西方社会对世界认知的地图。
传教士使团的来华测绘、《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以及白晋等人带回的《亚西亚洲图》，触动了康熙帝，使其认识到测绘地图的重要性。
1705年，康熙帝命传教士安多、白晋等就近测绘北京周围区域及河流。而后，自1708年至1716年完成全国实测。这次规模空前的测绘由白晋等领衔，以其1697年返回法国时所招募的人员，会同明安图、何国宗等中国技术团队在内，使用从欧洲引入的最新仪器，运用法国的天文观测技术，完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更大、精度更高的大地测量与地图绘制。
在这次实测基础上绘制拼接而成的《皇舆全览图》及相关数据，包括后续雍正、乾隆两朝的补测与更新，经传教士传回欧洲后，深刻地影响了之后欧洲关于亚洲尤其是中亚、东亚地区地图的绘制。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委托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1697―1782年）根据《皇舆全览图》改绘而成的中国地图，被收入《 *** 全志》。唐维尔于1737年在荷兰海牙将这组地图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称为《中国新图集》。在20世纪之前，该图集一直作为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地理的标准资料，深刻影响着欧洲人的地理观。而运用经纬网及地图投影等欧洲地图绘制 *** 绘制的中国舆图，如流传至今的《皇舆全览图》，也成为17、18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皇舆全览图・江南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