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编制全国地图，为了地图的不断更新，我国历史上逐步形成了由地方向中央定期造送地图的制度。此种制度是我国古代地图管理的重要制度，对于促进地图的繁荣具有深远意义。
地方定期造送地图的制度形成于隋唐时期。《隋书・经籍志》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这是普遍诏令天下搜集、造送地图的开始。唐代前期，兵部职方司要求各州每3年造送一次地图，即所谓“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唐六典・兵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为每5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变化，要随时编修地图上报。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将地图每5年造送的制度改为每逢闰年造送。公元932年，吏部尚书王权在上奏时提出：“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新旧移易者，并须载之如图。其有山岭浜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可见，造送地图定期化、制度化形成于隋唐，五代后唐时期继续坚持实行。
事实上，地方向朝廷造送地图的情况早已有之，只是没有形成定期报送的制度。《周礼》记载：“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可见，县师是地方负责测量的职官，他们的测绘成果毫无疑问会报送朝廷。秦汉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官制基本上参照中央 *** ，只是“损其员”，就是说各郡国（县）有负责地图测绘的官员，但在数量上少于中央。联系到放马滩秦墓中出土的木板地图中的地区行政图，联系到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多幅湘南地区的帛地图，说明当时地方的测绘地图的活动是活跃的、有成效的。各地编制的地图应该报送朝廷，这些地图是编制舆地图的基础。汉武帝时，由御史大夫向皇帝“奏舆地图”，东汉光武帝时，由大司空“奏舆地图”。这些舆地图标示着当时疆界、封地等变化，其来源应该是来自各郡国的测绘资料。《前汉书》记载，丞相匡衡因郡国图的错误，其封地多占了400顷土地。公元前32年，地方勘测土地，更改了错误的郡图，并将测量的“计簿”上报。匡衡阻挠封界的变更，因此获罪被贬为庶人。此事也说明，各地的地图测绘由各地负责，测绘成果包括地图及其测量资料都要上报。这种早已存在的地方编制地图的行为与定期向皇帝“奏舆地图”的制度，成为地图造送制度的渊源。
定期造送地图的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影响深远。宋代，沿袭唐制。《宋史・职官》记载：“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一进。”就是说，各州要编写当地的地理志，同时逢闰年测绘一次地图报送朝廷。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改为每8年报送一次新测的地图。宋代分全国为18路，每路辖若干州。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朝廷要求各路转运使每10年编绘一次本路诸州地图报送。有的地方甚至要求从下至上逐级绘制地图，据《宋史》卷四百记载：“命每保画一图，田畴、山川、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元代，没有关于造送地图制度的明确记载，但从明代文献中“仍按元代之制，三岁一报”的记述推断，元代也应该有造送地图的制度，可能没有认真执行，所以留存的文字罕见。明代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编制赋役的黄册（封皮为黄色的本子），要求都要在册子前面画一张地图。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规定“凡天下要冲去处，各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有司造成送部，务知险易，仍按元代之制，三岁一报，官军、车骑之数皆上”，并具体指定陕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广、河南、山西、山东等布政使司，辽东、大同、宣府、延绥等边镇汇总上报。明代中后期多次重申3年一造送的制度，并且对全国规模的土地测量中的制图提出了具体要求，比如对成图 *** 、地图格式、地图符号等都作了详细规定。清代在康熙、乾隆、光绪年间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测绘。在测绘时，采取中央统一组织与地方造送地图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以光绪年间的《清会典图》的测绘最为典型。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清廷成立了会典馆画图处，并要求各省在1年内完成本省的地图测绘。朝廷不仅要求各省报送地图、图说，以及关于沿革、疆域、天度、城署、山水、乡镇屯站、职官等7种表格，而且对制图的比例尺、测量 *** 、装订的开本等作了规定。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各地的进展快慢不一，有的用了近10年才完成本地区的地图测绘。围绕《清会典图》的地方测绘是清代一次更大规模的由地方具体组织的测绘活动和地图造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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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送地图的制度促进了地方测绘职官与机构的设立。为了造送地图，各地需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或职官，即在各省衙、郡守、县令属下设立测绘部门或职官。古籍中多次提到各个地方造送地图由“有司”负责。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对有关官吏通称为“有司”。这说明各地确实有测绘专职人员。唐代河东节度使属下的都虞侯李荃就是精通测量技术的官员，他撰写了《太白阴经》，其中记述了对城堡进行水准测量 *** ，并详细描述了水平仪的构造和使用 *** 。到了清代，因造送地图而成立的省级测绘局（科）就有10多个。1863年在苏州成立了苏省舆图总局，归江苏布政使司管辖。1889年后，多数省陆续在布政使司设立了舆图局（馆）。1903年到1911年，10多个省的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设立了测绘科（局）。各地的测绘机构组织推动了地方的测绘活动。
造送地图的制度促进了全国及地方测绘事业的发展。隋代在各地送交图籍的基础上编制了《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和《诸州图经集》100卷。《太平御览》记载，唐代有50多州编写过图志。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西域图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李吉甫在上表中说，《元和郡县图志》“每镇皆图在卷首，冠于叙事之前”。地方图志的编写也为贾耽绘制著名的《海内华夷图》并编写4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奠定了基础。宋代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诸道图经，共1566卷。《宋史・艺文志》载图经、地志、地记等地理书籍407部，计5196卷。其中有著名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等。明代留存下来地图非常丰富，与此相适应的地志编修也很活跃，《明史・艺文志》所载地志类书籍有471部7498卷之多。《清会典图》的测制更是促进了各地的制图活动，光绪年间各省编制的地图集有17种、138册。所有这些都说明，造送地图的制度是推动古代制图繁荣的有力措施。
